增税要以减税为前提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财政研究室主任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对税收的诸多说法，初衷良好。说说也挺有意思的。 

　　 制度化减税优于政策性减税 

　　 人大代表柳传志建议给企业减税以让利职工。政府降税，以制度作保证，企业将这部分利益转让给员工。政府少拿一点，企业少拿一点，员工就可能多拿一点。初衷不可谓不好。柳代表很清楚减税之后的利益不一定能到员工手里，因此需要制度保证。但是，再往下一想，有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证这些减下来的税到员工手里？ 

　　 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较低的价格雇到称职的工人，企业有支付更高工资的动力吗？换个说法，一定工资水平的工作岗位，已有人抢着干，企业就一定要加工资吗？效率工资总有一个度。“要五毛，给一块”，我们同样要说“奇怪不奇怪”。 

　　 降税体现的企业收益是多少，也是一个未定数。减税作为一种制度，只能统一设定。具体企业受益程度不一。况且不同企业经营思路也不同。只有那些有心提高员工待遇，但受限于税负的经营者，才可能将减税后的收益落实到员工那里。 

　　 减税之后，并不代表着所有的企业都可能盈利。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企业的收益也有风险。即使减税，企业当期利润也不见得会增加。制度怎么能够保证手中没钱的企业，多给员工发工资呢？给企业减税，受益员工，只是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企业有效。对于多数企业来说，恐怕更有效的还是，让工会能真正发挥作用，为工人争取更多利益。这才是维护工人利益的正路。 

　　 减税对企业肯定是好事。生产经营成本费用的下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竞争激烈的行业、资金缺口严重的企业来说，减税不啻于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特别是对于对就业有重大贡献的微型企业来说，持续地减税，将现有的减税政策制度化，作用更不仅仅是一时一刻的，而是长期持久的。 

　　 税收收入增速超过了GDP，也超过了居民收入。这肯定可以找到各种合理的解释理由。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既然税收收入总量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那么这不就提供了一个减税的契机吗？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提高也是“两会”热议的话题。个人所得税不仅仅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而且它在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中还有一定分量。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都需要考虑到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即使是以减税闻名的1986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也不能摆脱这个窠臼。免征额提高是大势所趋，但在当下，免征额能提高到3000元，我们就应该额手相庆了。接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免征额随物价和生活成本费用变动的机制。这一方面可以减少每次讨论的麻烦，另一方面，制度化减税比一时的政策性减税，更能造福民生。 

　　 需要警惕一种税收悖论倾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郝如玉认为不要过多地关注免征额，免征额提高得太多，导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减少，违背普遍纳税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公民纳税意识的培养。此说似是而非。“普遍纳税”是税收公平原则的体现之一，但其更多地表现在所有人，只要符合条件就要纳税。也就是说，哪怕免征额设在100万元，只要全体国民都适用，这同样是符合普遍纳税原则要求的。至于纳税意识的培养，我们有更便捷的渠道。事实上，只要我们在消费，我们就在纳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等，税收之于现实的我们，影响还小吗？只要将现在的发票价格和税收分开列示，就会提醒广大国民，我们已经在纳税了，这样，纳税意识的培养还不容易吗？可惜，发票分列价税只是在少数店家做到了。现在重要的是扩大范围。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是1980年就确定的。税收级距和税率的确定，是在考虑当年的收入情况下设定的。况且，在1980年，据说全国人民中，工资收入够条件的还不到10个人，那么这样的税制设计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关系的。关于45%最高税率，是参照当年周边国家地区的税率确定的。当时是偏低的。关键是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之后，全世界都掀起了减税浪潮，但我们在多次的税改中没有与时俱进。现在是到全面对税率进行调整的时候了。 

　　 人大代表黄奇帆说中国个税税率世界最高。此说言过其实，但月收入超过10万元人民币就要适用45%的税率，那么这种高税率说法也不见得没道理。如果再考虑到与个人负担相关的号称“全球最高的社会保障缴费”，那么降税率就势在必行。 

　　 当然，如果有人将富人的存在视为环境污染（这个比喻是哈佛大学教授、极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巴罗曾经用过的），因此要课以重税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无言。按此逻辑，对富人想怎么征就怎么征。很可惜的是，富人不会坐以待毙。各种各样的税收筹划会帮助富人逃避重税，再不济的话，富有人力资本的个人甚至可能会去国离乡，结果是有着良好“劫富济贫”初衷的税制设计，还是达不到目标。 

　　 需要减税的太多了。营业税的重复征收，严重阻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燃油税等等构建起来的复杂的车辆税费体系，还需要在清理的基础之上加以减税，以改善民生。 

　　 需要警惕一种税收悖论倾向。一方面说税负重，另一方面遇到什么事，都想着加税，如住房空置税、环境税、已经在试点的房产税等等。增税要以减税为前提，否则税收与民生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中国纳税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