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调财税降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系列访谈·伍】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建议赡养家人、教育等支出免征个税

　　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据了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明确将在2012年第四季度制定，力争年底前出台。11月19日起早报推出系列访谈，就收入分配改革的时代背景、制度设计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先后对话数位专家。

　　苏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1997年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年入选国家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城镇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等。曾先后六十余次主持研究国家部委重要课题。

　　“我国社会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用四组数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当下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该如何客观认识这个差距？收入分配改革中，国家在财政税收政策上能否有所作为？苏明从财税政策角度提出了三方面建议：一是完善税收政策；二是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三是调整国企利润分配格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1、四组数据显示

　　收入差距拉大

　　人社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异已扩大到15倍，跃居全世界之首。

　　东方早报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今天中国的收入差距？

　　苏明

　　总体来讲，我国社会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重。具体可通过四个方面来看：一是社会总体收入分配差异；二是城乡间收入差异；三是地区间收入差异；四是行业间收入差异。

　　东方早报

　　社会总体收入分配差异是不是就看基尼系数？

　　苏明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到0.18，20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

　　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警戒线，并逐年上升。资料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82，2000年为0.454，2003年为0.458，2004年升为0.465，2005年升为0.47，2006年为0.47，2007年达0.48，2010年为0.54。

　　东方早报

　　城乡间收入差异呢？

　　苏明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收入差距在经历了1985年的低点之后逐年扩大，如1990年为1∶2.01，1995年为1∶2.72，2000年为1∶2.19，2005年为1∶3.22，2010年为1∶3.23。

　　东方早报

　　地区间收入差异呢？

　　苏明

　　主要就是内陆和沿海之间的差距。中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上世纪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截至200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23153.21元，比中部、西部、东北部分别高7613.82元、7630.18元、7310.57元。

　　东方早报

　　还有一个就是行业间收入差异。

　　苏明

　　是的，现在“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非常突出。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人社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异已扩大到15倍，跃居全世界之首。

　　2、财税调节收入

　　应从三处入手

　　一是完善税收政策；二是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三是调整国企利润分配格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东方早报

　　从财政调节功能看，要改善这一日趋扩大的收入差距，推动社会收入分配从失衡向公平迈进，可采取哪些措施？

　　苏明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很广，这里仅从财税政策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一是完善税收政策；二是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三是调整国企利润分配格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东方早报

　　税收政策首先会想到个税，它对调节收入差距作用有多大？

　　苏明

　　税收政策既有收入功能，又有调节功能，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和作用非常重要，这方面的改革重点第一就是改革个税。个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为了实现税负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在最近几年连续调高个税起征点。但是，个税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依然发挥不够，税负不公平的情况依然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以个人收入作为扣除标准，没有考虑到家庭负担，两个收入相同的个人可能面对迥然不同的家庭负担，但是在目前的税制下他们必须缴纳相同的税收。为此，应改革个税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把居民的婚姻、家庭赡养人口、教育、养老等一些支出纳入家庭单位的税前扣除额范围。同时，要切实加强税收征管。

　　东方早报

　  房产税也能改善收入分配？

　　苏明

　　要充分认识房产税对收入和财富的调节功能。同时它对房价的合理回归、银行风险的防范以及推进房地产和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目前政府在一部分城市实施的房屋销售限购措施，只能是过渡性的，要尽快出台房产税取代限购措施。房产税的基本政策框架是：要把增量房和存量房统一纳入征税范围，要按照适当的人均面积而不是房屋套数作为免征额，要将房产的评估值作为计税依据，房产税要低税率起步，要在税政统一前提下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征税自主权，要逐步使房产税发展成为地方市县政府的主体税种。

　　东方早报

　　还有什么税收政策是能够实质性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

　　苏明

　　一是运用税收政策支持就业创业。就业创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要对特殊群体（如大学生、农民工和特殊困难群体）允许就业给予税收优惠。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可进一步提高，税率可以下调，可由20%降到10%，同时清理整顿和取消有关收费，社会保障交费在一定时期可缓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在今年十省市扩大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在全国推开。

　　二是完善第三次分配的税收政策。现在国际上把国民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通过捐赠、慈善等方式从富裕阶层中集中一定收入，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帮助，是政府财政再分配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要认真借鉴国际经验，积极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制定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建立健全捐赠税收减免机制，形成良好的三次分配的社会氛围。

　　3、完善财政支出

　　支持改善民生

　　一是提高财政的社保支出份额，二是全力确保教育公平，三是支持就业创业服务。

　　东方早报

　　有数据表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这五大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的30%。您也曾说过：“我国财政支出领域面临的问题较多，如支出格局不合理，越位和缺位并存。教育、节能、环保投入的钱不够，不该支出的事项很多。”

　　苏明

　　所以要完善财政支出政策。

　　一是支持社会保障改革，提高财政的社保支出份额。近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力度很大，其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长远的目标模式是城乡社保制度趋于统一，但近中期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仍是必然选择，不过其差异水平应不断缩小。

　　二是全力确保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缩小不同群体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要健全投入机制，改善办学条件，推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向薄弱地区倾斜。要特别注意支持进城务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将其逐步纳入现有城镇的公办学校范围。解决过去长时期存在的“就学歧视问题”。

　　三是支持就业创业服务。城镇家庭的贫困与其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直接相关，个体收入差异也与就业与否及就业的行业紧密相连。因此加强财政对就业创业的扶持是非常必要的。

　　4、国企利润分配

　　加大收缴力度

　　集中更多的国有资本利润，用于提高对居民的经常性转移，更多地运用国有资本收益改进民生。

　　东方早报

　　您能简单用数据介绍下国企利润分配格局吗？

　　苏明

　　国家与国企分配关系明显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料表明，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国企盈利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利润上交比例应为5%~10%，但2009年的上交比例仅为6%，2010年更是降至2.9%。而目前上市公司向股东分红的平均比例在40%左右。在其他一些国家，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

　　此外，国企上交的红利目前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没有明显惠及民众。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给了企业，而调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所以，当下必须调整国企利润分配格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东方早报

　　具体可操作的思路是？

　　苏明

　　基本思路是加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力度，促进垄断行业和部门改革，统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集中更多的国有资本利润，用于提高对居民的经常性转移，更多地运用国有资本收益改进民生。

　　其一，提高收入收缴力度首先可在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层面执行。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一是在促进垄断行业、部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对于现行的征收比例做出调整。二是扩大征收范围，应当逐步向金融类以及部门所属的国有企业扩展。鉴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特点，因此对于地方层面，应鼓励支持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对国有资本收益的管理。

　　其二，要高度重视统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与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内其他预算资金协调呼应的使用。现有的“资本支出、费用性支出、其他支出”的范围需适当修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从本质上就是政府公共收入。对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要坚持“资产全民所有，收益全民所用”的大原则。收益不仅可用于社会保障，而且有必要时可以经过法定程序，用于其他公共财政导向的支出而不应有障碍。而且，也正是在这种统筹协调各预算支出的前提下，通过中央财政更为有力的转移支付，才可能使地方各级分享中央企业所创造的利润，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

（中国纳税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