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缺陷影响公共服务水平

     　近日，由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 《财经》(博客,微博)杂志联合主办的“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西部战略”国际论坛在西安举行。多位中外顶尖经济学家参加论坛，就多个热点经济问题发表了观点。

　　天府早报记者作为成都唯一受邀媒体，全程直击了本次论坛，并与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就西部城镇化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税制改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改变国内税收与税源分离的现状

　　“到今天为止，我国的分税制已经实行了18年，这一制度是有成效的，也实现了当时的初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出现了很多必须调整的东西。”作为国内研究税收制度的权威专家，许善达表示，现行税收制度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改革税收与税源分离，“这个问题十分迫切，但现在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提高到政府的工作层面上来。”

　　许善达表示，所谓税收与税源的背离，就是一个地区的居民和政府共同努力创造出了税源，但是由于现行税制存在的缺陷，这个税源的税收被另外一个地区收去了，这个地区本身没有拿到由自己创造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通过调查测算，全国大概有92%的税收不同程度地存在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而且还有严重化的趋势。”

　　许善达认为，由于税制缺陷造成地区间财政收入的扩大，然后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再来调解，如果把政府税收和财政行为放到一个“黑箱”里，实际上政府做了很多成本很高、效率很低的事情。“从现在这样一个格局来看，确实影响很多地区政府给居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所以这项改革也是中国经济恢复再平衡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战略发展部主任

　　冯奎

　　人口5万以上的小城镇大部分在东部

　　在冯奎看来，与东部相比，西部城镇化的基础相对薄弱。“从城市地域分布密度来看，全国的密度是每万公顷0.68个城市，西部地区是0.24个，东部是2.53个。此外，西部小城镇的发展也相对落后，如果从人口集聚度、经济综合实力等角度来给我国现有1.95万个小城镇排名，在前1000名里面，浙江差不多就要占到四分之一，江苏占四分之一，上海加广东占四分之一，北京、山东加起来约有四分之一，西部地区这种人口集聚度比较高的小城镇数量很少。”

　　冯奎表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后劲存在不足。“我国人口达到5万以上小城镇有750个，大部分在东部地区，中西部这样的小城镇很少。从产业来看，东部地区大量的服务业已经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农民工，但是西部地区农业就业比重较高，在这一点上存在短板。”

　　冯奎认为，西部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做大、做强一些县城，使其起到集聚人口作用。冯奎特别提到，西部地区的边境线长达1.8万公里，占到全国的82%，沿线分布很多边境口岸小镇，“这些都是优化城镇形态很重要的方面。”

　　除了城镇建设这样的硬件问题以外，冯奎指出，西部在基本公共服务的“软件”上与东部有着明显差距。“东西地区在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这一点也是在未来城镇化当中应该受到重视的问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任保平

　　推动城乡一体化释放红利空间

　　“从经济发展角度上讲，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红利空间正在逐步消退，例如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外贸红利、资源红利等都在消失，所以在未来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必须有新的红利空间支持未来的增长。”任保平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西部经济同样依赖于传统红利空间来推动，未来同样也必须寻找新的红利空间，“新的红利空间必须通过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来释放，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则主要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方式来实现。”

　　任保平指出，西部地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上可以形成四种模式：一是都市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以大都市和中心城市为中心，实施城市工业导向模式，通过工业和城市化协调，把城乡两个系统连接起来，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二是资源富集区，在资源开采基础上实现资源性产业反哺三农；三是农业区城乡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发展小城镇，以小城镇为中心实现城乡两大系统联系；四是生态脆弱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生态脆弱区具有抗外界干扰能力低、自身稳定性差的环境特点，可以按照主体功能区建设思路，实施移民搬迁模式，把人口移民到生态比较好的城镇地区，既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能保护生态脆弱区免遭破坏。”

　　天府早报 记者 洪霁昕摄影报道

（中国纳税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