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考核与税制不利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全球经济仍处于漫漫复苏路时，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平均比重在70%以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比重更是达到80%左右；2011年全球贸易出口已突破4万亿美元，服务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为20%左右。

　　相比之下，我国贵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服务业发展却差强人意。201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3.1%，服务贸易进出口额4191亿美元，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只有12.5%，居世界第四位，服务贸易整体处于逆差状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不无紧迫地指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增长3%的目标。“十二五”的第一年，这个重大的经济结构指标在“十一五”实现43%的基础上只增加了0.1%，从进度看又欠新账。

　　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第一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召开之后，6月21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12中外服务贸易企业洽谈会”在京举行。一系列务实行动表明，多年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转方式调结构战役将拉开帷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迈进的步伐越来越清晰有力。

　　服务贸易面临发展机遇

　　“中国普天正在从产品制造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综合服务商转型。”中国普天集团战略部总经理陈庆方表示。作为国资委直属的中央企业，中国普天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宽带通信、数字电视、智能交通、金融支付、公众出行等领域的深化应用，旗下的东信和平(002017,股吧)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自2002年设置海外业务以来，年均增长率超过50%，与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确定了合作伙伴关系，成为SIM卡出卡量国内第一、全球第五的综合性智能卡厂商。陈庆方深有感触地说，“高新科技的发展，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有了现代化的工具，金融服务的电子化、商务服务的信息化、信息服务的智能化等都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科技化趋势。”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服务业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表示，中国庞大并且不断升级的制造业对生产性的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同时我国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也对生活性的服务业产生了多元化的需求，为此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万季飞告诉记者，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稳步发展的同时，计算机、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地起步。

　　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局长周石平表示，我国服务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截止到今年第一季度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实有服务业企业897.5万户，占全国所有企业总数的70.68%，其中外商投资服务企业24.43万户；全国共有服务类有效注册商标108万件，经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达到256件。

　　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张志勇介绍，近年来，我国为加快落实服务业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优惠、货物劳务税减免等等，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地支持。张志勇表示，当前上海市正在进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工作，做到了试点平稳、效果明显、问题可控、初战告捷，将进一步推广试点范围。此外，国税总局正在研究离岸外包涉及的国内转包，是否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问题，并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服务贸易出口零税率和免税的进出口制度。

　　世界需要中国开放服务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服务贸易成长最快的国家。拥有3000多会员的中国美国商会副会长王晓平毫不掩饰说出内心的渴盼，“我们商会的会员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逐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比如电信、金融、教育、商务等服务行业，广阔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将会带来新的资金、业务以及技术。”

　　这同样也是国内业界的心声。“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准入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在教育培训、文化创意、医疗卫生等方面，往往因为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取向方面的原因，甚至对能不能保住供应的担忧，让政府对除国有之外的资本开放市场心存疑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说。

　　尽管服务业开放已是大势所趋，政府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指出，一方面政府设置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准入的方式不尽科学，准入的标准亟待透明，如商业流通业中的特许经营方式，对于资格认定、加盟总部、后续服务、信息披露、技术保密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企业也缺乏必要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监管体系和监管要求还不相适应，监管过度和监管缺失同时并存，有的方面多头监管、交叉监管，有些政策还相互抵触，有的方面又是监管真空。

　　“政府职能定位不甚清晰，公共服务相对不足，这是我们国家发展服务业存在制度方面的问题。”任兴洲直言不讳，“服务业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导致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不分、盈利性服务和非盈利性服务不分，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步伐比较慢。政府的过多干预还使得要素价格和服务价格缺乏市场化的形成机制，让市场主体的进入意愿大大削弱。”任兴洲还表示，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和税收制度实际上不利于服务业加快发展，因为以GDP总量和增速为主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造成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GDP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的追求；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各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环节，促使各地更加倾向发展短期内见效快、能够迅速带来税收的制造业。总体上来讲，现行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但对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一些制约。

　　现代服务业尤需良好制度环境

　　不同于制造业主要依赖资源和资本的投入，服务业的发展更多依靠信息、知识、技能、品牌、管理等要素，服务业发展要求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和健全。“服务业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由此带来市场主体之间更加复杂的合作联系和更为多样性的交易关系，因此需要更为严谨的规则和相对完善的法律环境，由于许多服务业活动本身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事后评价等特征，决定了服务业需要更加规范严格的商业规则和服务标准，更加有效的公正的法制环境，服务业和制造业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多年研究服务业让任兴洲很有心得。

　　任兴洲指出，政府手里掌握了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鼓励服务业发展不仅用电、用水、用气、用热要与工业同价，而且工业企业退出的一些土地，应该优先用于服务业的发展，拓宽服务企业的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此外，很多服务业如创意产业是以个人的聪明才智为依托，如果个人所得税偏高的话，实际上不利于这类人群的聚集和这些产业的发展。

　　国际上，服务业的领头羊或聚集地都在一些国际化的大都市，我国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应该推动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姜长云表示，有些地方简单模仿其他地方的服务业发展，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问题，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把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网打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所偏重，如港口城市适于发展货代服务和物流服务；内地省区发展工程承包服务、环境服务更加容易；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则在发展设计服务、IT外包服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姜长云还提醒，我国目前许多服务业规模比较小，如果完全放开同等竞争的话，实际上很多行业没有发展机会，所以对有些大型跨国公司要加强反垄断措施。可以借鉴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的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制度，尤其在涉及国家信息技术的战略领域，以及战略领域的关键环节要适当加强对本土企业的保护。按照逐步扩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采取长远的眼光和宽容开放包容的心态，鼓励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的高端领域。

来源：人民政协网

（中国纳税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