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协委员：政府发红包，不如减税更实在

       农历新年将近，“发红包”将成为各个家庭的传统活动。广州政协委员范松青日前建议，在国内生产总值稳步提升的情况下，政府也可适当给公民发放“红包”。他建议，在通货膨胀抑制了居民合理消费增长的情况下，由政府向市民直接发放或补贴1000元“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事实上，向居民派发“红包”的建议并非第一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各地为了刺激内需，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向民众发“红包”或者“消费券”建议四起。而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红包”时常发生。政府发“红包”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有专家认为，发“红包”这一想法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态度，彰显勇气与担当。也有评论认为，发放“红包”操作过程复杂，会带来更多的不公平。

　　出发点：国富民享 拉动内需

　　不少网友表示支持“红包”计划，原因在于，政府收入迅速增加，个人收入在通胀压力下频现“缩水”，“国富民穷”现象凸显，发放“红包”是让平民共享“国富”的成果。

　　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上年上涨5.4%.2011年12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21.3%，民众在一般生活消费上负担可想而知。在CPI指数连创新高、通货膨胀压力累积的困境下，派发“红包”的政府行为对于缓解部分民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群众生活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抑制通胀。而且，政府也是对“还富于民”的社会诉求的回应，更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种努力。有人期待此举产生积极的涟漪效应。

　　不仅如此，国内中小企业受输入性通胀压力、银根紧缩的影响，资金出现短缺相当普遍，员工工资提升普遍无力。这无疑加剧了民众的收入压力。“每个公民发个1000元钱，对富人压根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对很多穷人，对中西部很多穷人来说，那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的李先生表示。

　　发国民福利还有个作用：促进内需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又面临外向拉动型经济遭遇瓶颈，内需急需打开。单一的国家大项目投资，富裕的是企业和个别已经富有的人，目前需要的是让穷人消费起来和富起来。在不少网民看来，发国民红利尤其会有这一效果。

　　担忧：操作复杂 作用有限

　　建议本身的善意毋庸置疑，然而给全民派发红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红包发给谁？怎么发？这是一个在解决公平时面临的另一个公平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将极为复杂，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匹配，甚至会导致执行中发生扭曲原意、中饱私囊的事件。实际上，全民发放“千元红包”的声音曾在不同地区多次响起，但真正付诸实践的似乎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尽管这样的愿望无限美好，但实现起来恐怕并不容易。

　　其次，发放红包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究竟几何？发给市民1000元，短期内确实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然而，1000元花光之后，老百姓必然回归理性，没钱的想掏也是无米之炊，有钱而不愿意掏口袋的依然不会多掏。

　　众所周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让人们乐意掏口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低保标准、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完善医疗保障，人们的后顾之忧没有了，打破心理上和行为上不敢花钱的籓篱，才能真正拉动内需，靠平均主义来恢复人们的消费信心只能是一厢情愿。

　　通过公共财政来缓解民困，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分内之职；但政府的钱本来就是从纳税人口袋里掏的，取之于民，当然应该用之于民。派发“消费券”，忽视了这个事实。

　　专家：发红包不如减税更实在

　　面对政府发“红包”引起的争议，不少专家表示，与其浪费精力去计算“全民红包”如何发放，不如探讨如何改革现有的个税体系。

　　毋庸置疑，每人发放一个“千元红包”的初衷是好的，其中意义不在于每个人能否获得“千元红包”，而在于认识到“在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迅猛的同时，市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果实”这一现实，并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发放“红包”会遭遇操作与政策上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与其计算“全民红包”如何发放，不如从国家层面探讨如何改革现有的个税体系，在补贴低收入群体的同时，明确高收入群体所应承担的责任，促进社会公平。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果真要“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话，减轻普通民众的纳税负担、健全福利保障制度，远比暂时的“千元红包”更为直接和有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桓表示，目前国家的财政支出是否多用于改善民生，需要建立有效机制，公开透明，能够让纳税人监督，将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发放“红包”更实际，影响更久远。

（中国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