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全球性挑战带给世界必须面对的三个核心问题：全球共同关心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生态保护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消灭贫困、传染性疾病控制等；全球竞赛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金融和税收规则等。

　　面对挑战，汇集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备受国际社会期待。而解决问题的路径离不开全球治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已是世界各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的首要问题。

　　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1995年提出，“全球治理是为实现公共目标进行社会协调合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商业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然而，在美国学者英吉·考尔提出的“被遗忘的平等原则”中提出，“公共物品成本与收益的范围必须与有关公共物品决策执行的管辖权范围相符。”也就是说，受全球化积极或消极影响的行为体都对规则有发言权，但决策者与执行者、决策者与利益攸关者、决策过程中输入与输出的平等却未能实现。当前最现实的举例，则是发达国家在处理财政整顿与经济复苏的关系中，在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所带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

　　习近平在致辞中也呼吁，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事实上，在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中国首次提出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定》中也进一步提出，“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正逐渐发挥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我们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声明中，一方面申明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要从中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地位出发，承担和提供与自己地位相对称的全球公共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不过，中国在向世界市场提供了较大份额的货物贸易世界市场贡献之外，其他的软实力、硬实力相比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集团还有不足。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尽管我们主张和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实际上中国还只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追随者而不是领路人。因此，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还需要扎实地提高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如习近平在开幕致辞中所说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